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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的施政方针演讲中提出，要将日本防卫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比重提升至2%。11月28日，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，其中包括防卫相关费用1.1万亿日元（约合498亿元人民币），连同9.9万亿日元的初始预算，2025财年防卫开支合计达到约11万亿日元，GDP占比达到2%，实现高市早苗此前确定的目标。这一加速进程被普遍解读为响应美国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的号召，并以此换取美国对其突破“专守防卫”政策的默许。通过提前达成军备扩张的财政目标，高市政权意在向同盟体系展示其作为前沿节点的“可靠性”，从而在涉及台湾等议题上获取更大的行动空间与支持。

　　在国内层面博弈中，高市早苗及其代表的保守势力，通过将与日本“存亡危机”强行关联，成功激起了部分民众和政客的安全焦虑，为其突破战后军事约束的政策铺路。2025年11月7日，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发表涉台错误言论，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。尽管随后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内阁答辩书进行技术性辩解，称其言论“不改变日本政府一贯立场”，但并未撤回其错误言论，也未对“一贯立场”的内涵做出清晰、符合中日共识的阐述。这种“先挑衅、再模糊化”的操作，既满足了国内右翼势力展示对华强硬姿态的需求，又为后续可能的政策冒险留下了伏笔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多次指出日方的做法是企图“轻描淡写一笔带过”，“只提概念回避实质”，“敷衍搪塞，中方对此不能接受”，并严正要求日方“尽快收回错误言论”。

　　日本对南海方向的介入，首先体现在其防卫政策的根本性调整上。高市早苗延续并加速了其前任推动的军事松绑路线，其核心举措之一是大幅放宽甚至计划废除基于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的武器出口限制。根据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，双方明确将在2026年国会例会期间推动废除限定出口对象为“救援、运输、警戒、监视、扫雷”五类的现行方针。此举一旦实现，意味着日本战后武器出口的根本制动机制失效，日本将实质性踏上“武器出口大国”的道路。

　　高市早苗上台后，不仅通过追加预算加速推进远程打击武器的采购（如在补充预算中拨款566亿日元用于采购改进型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等），甚至开始探讨重新审视作为日本国策的“无核三原则”。尽管目前“无核三原则”（不拥有、不制造、不运进核武器）在日本社会仍拥有较为深厚民意基础，但高市早苗的一贯主张是，既然日本依赖美国“核保护伞”，“不运进”并不现实。这种讨论本身，已经动摇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身份认同，旨在为获得更强大的威慑力量，乃至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实施先发制人打击铺平理论道路。此举不仅针对朝鲜，其覆盖范围显然也将中国纳入其中，改变了东北亚的战略平衡。

　　在行动层面，日本积极配合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化、实战化。尽管日韩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，但在美国的主导和地区安全局势的驱动下，双方在情报共享、导弹预警、联合军演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。高市政权将巩固与韩国的安全关系视为其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，目的是形成一个在东北亚应对所谓“共同挑战”的紧密联盟。这种三边协作的强化，使得日本在半岛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得以提升，同时也让日本自卫队得以更深入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区域作战体系，实现了其追求“军事正常化”和扩大活动范围的目标。通过构建“右钳”，日本试图在东北亚塑造一个对其有利的安全环境，并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高市早苗政权初期呈现的对华“蝎形”战略态势，然而，该战略因其固有的财政不可持续性、对盟国的过度依附性以及与地区和平发展潮流的悖逆性，而内嵌着深刻的矛盾。中国的应对，则展现出一种基于长远发展与深度融合的战略自信，即通过坚守原则维护稳定，通过共同发展化解分歧，通过扩大开放赢得未来。战后八十年来，东亚的和平与发展是地区人民共同缔造的宝贵成果。任何试图通过制造对抗、重温冷战旧梦来谋取一己私利的战略，终将在历史的洪流与地区的集体意志面前显露其苍白本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