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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领导人大多是“法外狂徒”，从街头斗争中崛起，比较符合人们对法西斯的一般定义。而日本最终掌权的军政领导人大多是学历精英。另一个不同点体现在一战后两国的处境。日本是一战的战胜国，德国是战败国。日本战胜的正是德国，但日本认为在华盛顿体系的安排下自己仍然吃亏，因此走上了战争道路。第三点不同在于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的精神状态。日本在二战时期特别擅长用道德外衣包装侵略行为，而希特勒在《我的奋斗》中已明确表示，他要向中欧扩张，获取生存空间。

　　中国付出了非常大的牺牲，尤其是在战争初期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在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下，经过一系列战役，成功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上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从国际角度看，日本当时的侵略战略不仅限于中国，还包括更宏大的构想，例如北进攻打苏联，南下夺取东南亚和南亚地区，甚至计划进军中东，与纳粹德国在中东会师。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奋勇抗击，日本的这一战略构想迟迟无法实现。这从侧面证明了中国战场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作用。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“人民必胜—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”

　　为什么会这样？一方面，天皇是绝对君主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同时，日本又用立宪君主制的外壳将绝对君主制包装起来，其目的是使天皇始终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且不承担政治责任；另一方面，麦克阿瑟希望利用天皇的权威服务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，利用其影响力推进占领政策的实施。此外，日本战后的战争叙事存在偏差。美军占领后，用“太平洋战争”取代了原有的“大东亚战争”称呼，但“太平洋战争”通常指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战事。

　　，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感到无所适从，焦虑和不安全感在全社会蔓延，这种情绪容易被反建制的政治素人所动员。第二是新自由主义危机，东欧剧变后，这些国家采纳了美国主导的“华盛顿共识”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，开放国内市场、推动跨国资本流动。但对于处于经济边缘地带的中东欧或东欧国家而言，加入欧盟后面对的是更强势的西欧资本和大型跨国公司，包括美国企业。这些外部资本大量攫取当地财富，使这些国家沦为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，社会财富外流，社会不平等加剧。当地时间2024年6月10日，法国蒙彼利埃，欧洲选举结果公布，民众集会抗议法国右翼政党

　　：其实我们不论是审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，还是现在看待当前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，其实可以清晰地看到，现在新兴的这股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，也恰恰正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。以及跟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同频共振的，就是正在发生的国际社会权力的变迁。我们在国际关系学也经常会说到一句话——国际权力正在朝着“东升西降”的趋势变迁。这意味着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在经历世界权力的又一次转移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值得人类保持高度警惕。一些极端政治人物以及极端政治体制的出现，都可能给整个地区跟世界和平带来威胁。

　　：在国际关系领域有两种观点是最有影响的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，一个是理想主义的。现实主义认为“权力即正义（Might is right）”，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。而理想主义，倾向于认为“正义即权力（Right is might）”，正义必胜。站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之上，我们客观去看，这两种理论其实都是有缺陷的。那么在一个国家实力发展、开展国际交往的过程中，我们应当持有什么样的理念？答案可能是两相结合的，即“有正义的权力（Might with right）”。而我们行使一切所追求的最大利益，仍是“和平”——和平在道德价值上毫无疑问是占据高位的。